屈原生辰及相关问题

屈原生辰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答案不下十余种,时间跨度逾30年,且即使求出夏历干支生辰日,仍未得出准确公历日期。若依屈原夏历生辰日期,又据最新出版之《中国古代万年历》,可得出屈原公历生辰日为公元前351年2月26日。     

论屈原的死亡意识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其死亡意识:一是描述死亡,一是描写对死亡的超越。诗人的死亡观既受孔子、孟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庄子死亡观的渗透。作品所表现的死亡意识,是诗人死亡观的艺术体现,是诗人人格境界的艺术转化,它蕴含着诗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与阐释。屈原对于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屈原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是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他的艺术创新为民族文化创作的个性化开辟了道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代代相继的文化革新提供了启示;他的心理情感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质。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屈原法律思想探微

作为政冶家的屈原有自已的法律思想。他认为，法的本源是“道”，“道”是人道而非天道。“道”至善至美而不可改变，故法律要严格而不可变通的遵守与执行。他的法律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而自成一体。     

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宁调元自幼学习屈原的诗作,以屈原精神砥励志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通过化用、比拟、模仿、引注等方式,传承屈原精神,并将其与反清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志在将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历史叙事与历史意识——电视连续剧《屈原》谫议

历史意识对历史叙事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历史意识的匮乏而使得当下不少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走向了误区。长篇电视连续剧《屈原》的审美追求负载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既表现在电视剧的主题内涵与人们的生命状态、生命体验的高等契合,也反映在历史叙事的艺术形式追求和当代审美理想的一致性上。文本的话语精神彰显出了当代的价值判断、历史思维和审美意识,为历史剧创作留下了诸多的艺术启示。     

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瞿秋白咏梅词精神及其词学接受意义发微——兼与陆游、毛泽东咏梅词之比较

陆游《卜算子·咏梅》词的接受史程中,与其精神脉承之佳作,甚具代表、别有深意的当推瞿秋白与毛泽东同词牌、同题目之咏梅词。从陆游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同题咏梅,异代心声,灵犀相通,各具神韵。在这三位诗人的咏梅词作中,瞿秋白的《卜算子·咏梅》在词心的抒发、精神的展示、境界的提升、艺术的创新诸方面,皆具承前启后的津梁作用。